2018年12月11日 星期二
当前位置:首页   >  专题报道   >  图文报道

刘叶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研究

    时间:2018-11-13 09:43:56    来源:法治研究所   责任编辑:qsr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研究课题汇报发言大纲

     

    刘叶深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在逻辑关系

      1. 核心价值观现有分层存在的问题

      按照通说,12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被分为三个层面,即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行为层面。这一分层虽然有其简明性和宣传上的便利性,但在逻辑严格性上却是不无疑问的。例如:我们通常认为,自由、平等、法治这些价值理念与民主价值是处于同一层面的,都事关国家制度与事务安排所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但是却被归入了社会层面。富强、文明、和谐虽不可否认是国家追求的价值目标,但其对社会的意义反而更为显明,或者同样重要。敬业、诚信、友善虽可以被看作个人道德素养,但其也有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的意义。

      在西方学术脉络中,探讨正义、自由、民主这些价值时,都不是孤立地把其归入国家层面或个人层面,而是将这些价值看作贯穿于各个层面的价值。例如,罗尔斯的正义理念,既有国家制度层面,也有社会层面,还有作为正义感的个人层面,彼此之间相互支持、融会贯通。不能不说,12项价值“工整对仗”的排列方式,在形式上美则美矣,但有“以辞害意”之嫌。

      2. 区分倡导性价值和强制性性价值

      12项核心价值虽然不能妥当地被分入三个层面,但仍然存在着其他值得关注的区分。其中之一就是有些价值只具有倡导性,该价值未能完满实现并不需要国家甚至社会强制力去实施。而另外一些价值被违背或者不完全实现,国家则有责任去努力实现。需要强制实施的价值通常是具有公共维度的价值,特别是具有政治维度的价值;而纯粹关于个人事务的价值则国家没有太大的必要牵涉其中,不然是对个人自主性极大的损害。

      这里牵涉到的一个复杂之处在于可强制实施的价值往往也有个人行动层面的要求。例如:平等这一政治价值就包含了“友爱”这一要求(尊重他人),也包含了“诚信”(不欺诈)。但这里涉及的个人行动层面并不等于只关涉个人事务,因为这些对个人的要求是具有公共维度的。但是,友爱这一要求却包含超出了平等政治所要求的东西,换句话说,它要求得更多,它不但要求不伤害他人,有时要要求对他人表达善意、积极帮助,敬业这一要求也是如此,它不仅要求满足工作中的各项义务性要求,还要求更为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来,甚至以该事业作为自己人生的一项重要性目标来看待。这些要求都是不可强制的,只能进行引导或倡导。我们可以说,自由、平等、法治、公正、民主,这些价值应尽最大努力予以保障,甚至这些都构成了义务性的要求,但敬业、诚信、和谐、友善则并不如此,只能作为倡导性价值。

      区分可强制的价值与只能倡导的价值,或者区分价值中可强制的要求与只能倡导的要求,其源于对个人自主性的尊重,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顺利推行、深入人心的条件之一。但是在现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中,不同类型价值成分被并列在一起,在早期(2012年),其还被表述为“三个提倡”,似乎所有核心价值都是“提倡性的”。这使得价值之间质的区分不同程度地被掩盖了,这也会带来实践中的困惑。

      3. 区分总体性价值与个体性价值

      这两类价值区分的着眼点是在于其以社会总体为本位还是以个体为本位。需要说明的是,12项核心价值都不同程度会带来社会总体的益处。例如:民主价值的实现、民主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自由价值的实现则有利于个人积极主动性的充分发挥,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升一般都是有很大贡献的。平等、公正等价值也是如此,其都有社会整体性的贡献。因此不存在完全缺失整体性贡献的个体性价值,很怀疑这样的东西还能够称之为价值。

      但是,这并不等于各种价值的主要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是完全一样的,或者都是从社会整体这个角度出发的。有些价值的出发点明显是从个体出发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自由、平等、公正明显属于这一行列。需要说明的是法治和民主这两个价值。法治本身在法理学中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概念,传统上有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种观点,其区别在于是否包含正义、自由这样的实质性价值。形式法治观聚焦于个人预期的保护,根本目的在于个人能够在法治之下更好地安排个人生活;实质法治观所包含的实质价值也都是对个人各种关键性利益的更好保护。至于法治带来的总体性好处,相对于这些个体性好处来说是派生的、次要的或者只是作为限制条件的。民主也是如此。民主是一种理念、一种国家体制,但更重要的民主强调的是公民个体对公共事务、政治事务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则是个体性的。某一个人的选举权被忽视或者剥夺都是对民主的伤害,虽然它可能对民主投票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除了上述这些个体性价值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有些价值明显是总体性的,即这些价值基本上没有从个体的角度进行评判。富强、文明、和谐就是这样三个价值。富强主要考虑的是经济价值和国家总体实力;文明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社会的整体文化状况,特别是这种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是不是能够体现自己的独特性;和谐主要关注的是一种融洽的社会氛围,追求的是一种总体上矛盾最小化的状态。这三种价值的出发点都是社会总体状况的提升,其不必然牵涉到个体的状况,虽然有时关注个体状况是促进总体状况的有效途径。例如:富强中的经济维度,并不包含在个体间平等分配的要求。

      对总体性价值与个体性价值的区分,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两类价值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课题组认为,无论从学理上、我国当前国情的需要上,还是从核心价值观被接受的便利上,都应该着重强调个体性价值的优先地位。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何进入司法实践

      1. 前提:法治作为司法子系统的首要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何进入司法适用的前提。本课题组提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间并无固定的等级次序。核心价值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在具体语境中也许可以不难地决定其优先次序,但是作为抽象价值体系无法事先确定其优先次序。

      第二,核心价值间具有一种内在的相互诠释的关系。特别是政治价值之间,这种关系特别明显。例如:追问何为平等,就要具体地确定社会益品在各个主体之间平等分配,这些社会益品包括财富、机会和自由等。因此,在确定平等价值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如何确定个体自由及其限度。再如:在确定何为民主时,当然要考虑到民主这种价值的独特性,它代表了对政治的一种参与,但这种参与必须是平等参与。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平等问题,即政治参与如何在主体间平等分配,是平等地分配投票权,还是平等地分配最终获得的政治决策权,还是平等地观点被其他人接受的机会?因此民主价值也内在地包含了平等价值的思考与确立。

      第三,在不同的社会子系统中,有其价值优先性的考量合理性,法治是司法这一子系统的首要价值。在立法阶段,民主价值就有其优先性,更广泛的参与是形成社会共同法律意志的必然含义。而在司法阶段,其主要任务是法律适用,而非抛开法律进行私人性或者派系性的判断,因此法治价值更具有优先性。哪怕是法律人对平等、自由、民主等价值的合理思考,也只有在法治所允许的范围内才能够进入到法律解释的过程之中。

      2. 方法:融贯论解释作为法治的具体方法

      在上述前提性思考下,法治这一价值就对司法者的法律解释提出具体要求,除了制度约束和保障之外,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确立一套能够排除私人裁断或者派系性裁断的法律方法。这套方法既不能“超越法律”,或者把法律仅仅看作是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一种手段,也不能无力填补法律必然会具有的漏洞、有意留下的空白、模糊,换句话说,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入司法过程,但有其界限。

      比较适当的方法是融贯论法律解释方法。融贯论法律解释,首先允许司法者在法律存在漏洞、空白、模糊甚至不合理之处,作出其价值判断,并给出合理论证;其次这种价值及其解释是来自于既有法律体系之中的,虽然它们没有被明显记录在法律之中,但是隐含在具体条文的背后;第三,司法者做出的价值判断应该能够给既有法律背后所隐含的价值体系给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解读与说明。

      融贯论法律解释方法既把法治看作司法子系统的首要价值,不越雷池一步,又把法治看作与其他价值具有内在诠释的关系,是司法者最为适当的角色道德。

      3. 示例:泸州遗嘱继承案(略)

     

    三、国家推广价值、赞助文化的正当方式

      1. 背景:文化多元与国家赞助文化的表面冲突

      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之一就是要打造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发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恐怕这一目标较难实现,或者进程将会极为缓慢。国家给予政策、资金、平台的各种支持因此就成了别无选择的途径了。这就是所谓国家赞助文化。我国在文化事业上逐年增加的人力物力财力正是这种模式的实践形态。

      但国家赞助文化的正当性确实需要证立的。毕竟文化事业代表着一种价值立场,而在日益多元的当下中国社会,这种价值是不是能够被所有人认同,却是有疑问的。当国家出资支持只有部分人认同的价值时,国家其实就是拿所有纳税人的钱来支持部分人,这极有可能被质疑为是不公正的。例如:建立国家美术馆,用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但真正能够享用这些公共工程的人只是部分人,有艺术素养的人(往往是相对富裕的人)更多地享用美术馆,搞科学研究的人能享用国家的科研资助。这会不会是偏颇的呢?

      也许有人认为,上述质疑并不适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该价值体系是普遍的、被公认的,不存在只有部分人认同的问题。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并不会完全消灭上面的怀疑。设想,即使一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化产品,它可能还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它可能包含了核心价值之外的其他价值,体现中国传统友爱价值的作品可能还包含这一种并不普及的性别观点;二是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化产品可能采取一种曲高和寡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导致其只能为部分人所便利的享受。这两个特点的存在使得我们上述的疑虑并不能完全消失。所以问题依然存在。

      2. 证立:文化作为公共物品

      本课题组认为国家赞助文化这种政府行为可以通过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理论”来得以证立。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即无论是为该物品付费的人还是不付费的人,都能不差别地享用公共物品。这种产品假如由私人来供应,则会亏本。所以,只能由国家来供应。例如:国防、消防、港口的灯塔、街上的路灯、接种某些疫苗。

      但是,对于文化产品来说,却存在着一个难题。经济学上通常的公共物品,如路灯、国防等,都属于罗尔斯意义的“基本益品”,即该种益品是追求任何价值观的人都需要的。生命、健康、工作机会、基本自由权都属于此类益品。但是文化产品却不具有这种基本益品的属性,它可能体现深厚的某种并不得到所有人认同的价值,这也是国家提供文化产品的偏颇性所在。

      本课题组认为,将文化产品不单个看待,而将国家的赞助对象看作是一种文化结构,公共物品理论就可以很好地作为证立理由。文化艺术不仅仅体现为油画、电影、小说、演出等具体成果,也体现为一种文化结构。这一结构体现为多种多样的文化门类。具体的文化成果可能为部分人所直接消费或者享有,但文化结构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高质量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门类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也许你不喜欢古典音乐。但你假如喜欢的话,就可以接近并享受它。也许你现在不喜欢小说,但假如你有一天喜欢的话,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购买到并欣赏它。正因为文化结构具有这种公共性,所以即使在短期内国家资助文化事业只会让少数人受益,也不是对公民的不平等对待。因为只有通过这些资助,让少数人积极参与、发展维护这些文化成果,某些文化门类才不会枯萎。文化结构才可能得以保存并健康发展,不至于衰亡。国家出资建设维护艺术馆、图书馆,维护古建筑,资助科研的目的是维护并发展一个完整的文化结构,使该文化结构不被任意的市场选择而破坏,使之能够代代相传。

      3. 实践:国家赞助文化方式

      国家支持文化事业是为了保证文化结构的完整性,这就为国家支持文化事业的方式提出了要求:

      (a)国家应该全盘考虑整个文化结构,支持那些濒临枯萎的文化门类;

      (b)支持每种文化每类中有代表性的精品,因为精品决定了门类的质量;

      (c)不能以官方的文化偏好为支持的根据;

      (d)能够盈利的文化产业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自给自足,国家无需涉足,更不能从中牟利。

中国法学会  版权所有©2014  京ICP备10012170号  京公网安备110401200001号  网站地图  投稿箱
临时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院  邮编: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