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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丕祥: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动因

    时间:2018-10-31 18:02:23    来源:法治研究所   责任编辑:yyx

    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动因

    (发言提纲)

     

    公丕祥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波浪式前进的,文明社会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无疑受到社会矛盾运动的深刻影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换,这充分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崭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重大政治判断,这不仅反映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而且为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大动能。因此,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与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关联,深刻揭示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动因,显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

      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有其固有的历史定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启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就总体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运动。社会基本矛盾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在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中起到全局性、主导性、支配性作用的矛盾有机体,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影响甚至决定着其他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集中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要求,解决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重大战略性、长远性的问题,往往构成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面临的中心任务。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及其法权要求

      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往往构成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区别。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刻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变化,成为党和国家确立大政方针的基本依据。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重大判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于此,党的八大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的新中国法治建设任务。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遵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历史性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和提炼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论断,强调“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论断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新的时代要求和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讨论了民主和法制问题,确立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指导方针的指引下,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大踏步地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国家现代化进程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入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现实状况,辩证考察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准确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鲜明地展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新时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新的表现样式,清晰地指明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基本指向,对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强国,已经成为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必然要求。

      三、有效满足新时代人民法治新需要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大变革进程之中,极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领域的基本面貌及其发展趋向。人的活动是一种有意志的自觉活动。然而,推动人们活动的直接动力是需要和利益。需要是社会主体对客观依存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就其本质来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由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条件引起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在法治领域中的集中体现,乃是日益增长的人民法治新需要与法治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深刻把握和解决这一矛盾,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动因。

      从总体上来看,新时代人民法治新需要的新变化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一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需要显著增长。二是人民群众对法治效益的新需要显著增长;三是人民群众对法治过程的新需要显著增长。四是人民群众对法治权威的新需要显著增长。

      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悉心把握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坚持以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有“获得感”来检验全面依法治国的成败得失,以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尺度,“针对法治领域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面关切”,藉以更加充分地满足人民的法治新需要。不仅如此,还要高度重视法治领域的平衡且充分发展的问题,深入分析经济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法治体系内部的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及其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法治政策,落实行之有效的法治举措,着力增强法治发展的优质供给,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法治新需要,从而更加扎实、有力、持续地推动新时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大业。

    2018年9月15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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